地窖裡的詭奇身體:梅波索普愉虐攝影中的酷兒陽剛

文/張竣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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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梅波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的名字少有人提,在美國卻是個家喻戶曉又聲名狼藉,令人又愛又恨的人物。直到現在,西方世界對他的印象大多仍停留在既色情又講求美感的照片。以他為關鍵字搜尋圖片,佔最多的是花卉、肖像照與人體題材。

梅波索普拍攝的其他人體,在今天看來雖然也有不少前衛之作,但看起來相對「乾淨」。真正讓他在八〇到九〇年代聲名大噪的,是他在1979年前後拍攝的眾多SM性行為攝影。[1]這批照片呈現了SM社群的服飾、人物、場所,甚至聚焦在性交過程,包括皮繩愉虐、拳交、出血式性愛,以及屎尿性愛(fecosex)。這些被認為是「高風險」的、骯髒的性交描繪,在展覽期間撞上了八〇年代愛滋在美國引起的社會風暴,不僅衝擊大眾觀感,也戳到了部分同志社群的軟肋,批評他敗壞同志形象,對他潑盡髒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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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壞愛情學:外遇、亂倫與酷兒情慾

文/施舜翔

「流行文化學院」第五期專題為「崩壞愛情學:外遇、亂倫與酷兒情慾」(The Art of Degenerate Love: Adultery, Incest, and Queer Sexuality)。吉普妮斯(Laura Kipnis)在2003年出版的名著《反對愛情》(Against Love: A Polemic)中揭露,愛情早已化為當代社會最強大的規訓體制。我們要求彼此愛得恰到好處,愛得不多不少。我們在愛情體制中反覆勞動,好成為理性成熟的模範主體。如果愛情已經化為體制,如果愛情開始生產典範,那麼,就有衝撞體制的亡命之徒,摧毀典範的叛亂份子。

在這期專題中,我們試圖在流行文化與通俗文學中,尋找體制之外的賤斥之愛,倫理之外的禁忌之愛,以及常規之外的酷兒之愛。與婚姻矛盾的外遇,與家庭矛盾的亂倫,與正典矛盾的酷兒,在愛情體制之外,形塑出崩壞愛情學。這些不容於世的愛情終於讓愛情回到與體制矛盾的位置。於是愛情重新是激情,愛情重新是叛逆。愛情,也因此可以是撼動體制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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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婆的力量:《想愛就愛 2.5》的TL耽美與腐婆凝視

文/鄭芳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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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半年間,中國的影視工業吹起一陣BL炫風,其氣勢如虹,幾乎不顧一向保守傳統廣電局審查。從《琅琊榜》起始,梅長蘇、靖王及其他一票青春男子之間的曖昧情誼,直叫腐女生死相許。而後《上癮》更加肆無忌憚,顧海及白洛因明擺著愛火熊熊,讓網路劇的生態燒到前所未有的高峰。BL耽美文化來由已久,它雖非與同性情慾論述出自一系,卻在當代社會,不時與後者達成相當有趣的聯盟。簡莉穎的舞台音樂劇《新社員》即為一例。它非常成功地將同志社會議題與BL耽美文化交叉處理,使兩者相互幫襯,有效地將兩種性別次文化推入異性戀主流文化的視野中。

那麼,如果將聚焦範圍再縮小,我們是否也得以類似方案,將性別次次文化推入同性戀主流文化的視野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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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譯亂倫:《閣樓裡的小花》的中文翻譯版本與亂倫愛慾重塑

文/陳維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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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這些孩子多麼漂亮;看這母親多麼美麗;看這家庭多麼可愛……看這場噩夢永無止盡!」[1](Such wonderful children. Such a beautiful mother. Such a lovely house. Such endless terror!)

1979年夏天,《閣樓裡的小花》(Flowers in the Attic)於美國出版,封底便印著這行宣傳詞,讀者不難從這段標語中嗅出濃濃的驚悚意味,並猜到這場夢魘就發生在家庭之中。儘管情節涉及亂倫、謀殺等爭議情節,此書甫出版即大受歡迎,連續十四週高居紐約時報暢銷榜,出版社也打鐵趁熱,迅速推出續集《飄零的花瓣》(Petals on the Wind),後來更發展為「道蘭根格系列」五部曲,成為歌德羅曼史(gothic romance)/家庭悲劇(family saga)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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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外遇學:《包法利夫人》的後浪漫幻想與外遇政治學

文/施舜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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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小說家夏儂海兒(Shannon Hale)曾寫過一本有趣的小說。《奧斯汀莊園》(Austenland)說的是一個瘋狂迷戀《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中達西先生的三十歲單身女子珍,一償夙願前往「奧斯汀莊園」,體驗珍奧斯汀小說生活的故事。奧斯汀莊園就如同迪士尼樂園,不是攝政時期英國的「重現」,而是攝政時期英國的「擬像」。不過,奧斯汀莊園真正高明的擬像,不在莊園,而在愛情。在奧斯汀莊園中,熟讀珍奧斯汀小說的珍,援引奧斯汀文本作為戀愛腳本,將眼前的英國紳士化為達西先生。到最後,珍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愛上了莊園裡的諾伯里先生,還是愛上了文本中的達西先生,或著──兩者根本無法區分?

珍當然不會是文學史中第一個從羅曼史中虛構愛慾的女主角。事實上,十九世紀中葉,有一個鄉村醫生的妻子,不只透過羅曼史仿擬愛慾,更以仿擬愛慾一再逾越婚姻界線,形構出衝撞資產階級平庸婚姻的幻想外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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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兒的憂鬱:佛洛伊德與巴特勒的憂鬱認同論

文/陳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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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多產來說,他對同性戀的著墨其實不算太多。佛氏對同性戀之成因的分析,主要見於1905年所出版的《性學三論》(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有時為Three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Sex[1] 第一章〈性變態〉(“The Sexual Aberrations”),及1922年所發表的〈論嫉妒、妄想症及同性戀中若干神經症機制〉(“Some Neurotic Mechanisms in Jealousy, Paranoia, and Homosexuality”,“some”有時作“certain”)一文。至於女同性戀,可讀1920年所發表的〈女同性戀案例的心理成因〉(“The Psychogenesis of a Case of Homosexuality in a Woman”),[2] 是一名十八歲少女愛上較年長女性的臨床案例;1935年的〈給美國母親的回信〉(“Letter to an American Mother”,有時作“A Letter from Freud (to a mother of a homosexual)”)則表露了佛氏不視同性戀為疾病(illness)、不支持更治的態度。

但本文要梳理的不是佛氏對同性戀的看法,而是酷兒理論家巴特勒(Judith Butler)將佛氏「哀悼與憂鬱」之說(主要來自1917年所發表的〈哀悼與憂鬱〉〔“Mourning and Melancholia”〕一文及1923年成書的《自我與本我》〔The Ego and the Id〕)與性別扣合的閱讀。佛氏本人並未將「哀悼與憂鬱」與同性戀結合討論,但巴特勒在「哀悼與憂鬱」的基礎上,擴充以自身對性別的關注,可以說是進一步擴大了佛氏精神分析理論在同性戀、或同性戀以外之性/別(sexuality)上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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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愛情革命:吉普妮斯的現代愛情勞動論

文/施舜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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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普妮斯(Laura Kipnis)2003年出版的代表作《反對愛情》(Against Love: A Polemic),應該是單看書名最容易被誤解的一本理論。吉普妮斯不是反對愛情,而是反對愛情的體制化與典範化。吉普妮斯試圖解構的不是愛情,而是由愛情衍生而來的婚姻。那麼,而對吉普妮斯而言,反抗愛情的政治行動是什麼?答案是外遇。

《反抗愛情》就是一本拆解愛情體制的革命之書。在這本書中,吉普妮斯將婚姻視為家務工廠(domestic factory),將夫妻視為生產線勞工,而兩人在婚姻體制中進行的彼此規訓,則被吉普妮斯稱為「愛的勞動」(Love’s Labors)。我們口中的愛情,其實不過是透過契約生產出來的行為規範。於是我們要求彼此忠貞,我們要求自己成熟。我們希望透過愛情,可以讓自己成為「更好的人」。所謂愛情,成為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工作倫理。所謂「更好的人」,成為婚姻體制中接受良好規範的馴化主體。愛情與勞動,成為當代婚姻體制中最無法分割的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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