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櫃裡的怪物:班蕭夫的恐怖電影酷兒論

文/徐千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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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晚近同性戀研究已不乏對同志電影耙梳的嘗試,班蕭夫(Harry Benshoff) 1997年的著作《衣櫃裡的怪物:同性戀與恐怖電影》(Monsters in the Closet: Homosexuality and the Horror Film)仍可謂眾多文獻中首度對恐怖電影流變與同志運動如何交織相互影響提出歷史性考察的承先啟後者。

歷史上對於恐怖電影的批判不外乎視其為賣弄羶腥色的庸俗娛樂,更甚者指其背離現實的題材流於蒼白無力的烏托邦式空想。批評家常因這個文類的虛構與浮誇性質而不予重視,但鑲嵌於美國主流傳媒[1]與恐怖電影中長期被妖魔化的同性戀形象對性邊緣主體的現實處境卻是攸關存亡的議題。西方猶太─基督教傳統極大程度上建構並鞏固了特定性/別的正當性,進而形塑二十世紀迄今普羅大眾對「自然」與「人性」的集體想像。易言之,一套約定成俗的價值體系隨之而生,並據此建立自身/他者、秩序/混沌、正常/異常等主客二元的文化階序。從性別化的角度來看,便是以異性戀父權資本主義為中心制定「正常」的判準,將性視為增產報國的手段,落在這個中心以外的身分認同與情慾實踐則為「異常」的性別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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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性怪物:克里德的恐怖電影怪物論

文/施舜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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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形、附魔怪物、女巫、吸血女鬼,恐怖電影中的陰性怪物應該如何被解讀?克里德(Barbara Creed)在1993年的經典著作《陰性怪物》(The Monstrous-Feminine: Film, Feminism, Psychoanalysis)中,運用女性主義與精神分析的雙重理論框架,給了我們一個可能的詮釋方向。[1]

在《陰性怪物》以前,恐怖電影批評大多聚焦於男性怪物與女性受害者,探討男性怪物的施虐情結,指出恐怖電影的厭女主義。即便提到女性怪物,也往往將女性怪物納入男性怪物傳統中討論。為了強調女性怪物在此恐怖電影再現體系中的殊異性,克里德刻意使用「陰性怪物」(monstrous-feminine)一詞,與「女性怪物」(female monster)作出區隔。如果後者只能被視為「男性怪物」的鏡像反射,克里德要以前者揭露大於怪物本身的性別結構──那個在父權社會象徵秩序(the Symbolic)中被壓抑的陰性賤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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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的力量:克莉斯蒂娃的賤斥理論

文/張竣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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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噁心」是主體的心理感受。主體在看見某些骯髒的人事物時覺得「這東西很噁心」、「這人很噁心」,甚至撞見某些行為時也是如此。但「噁心」同時涉及物質基礎與社會結構。那麼,「噁心」究竟源於什麼樣的心理動力和社會文化?

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理論推演有點龐大,遠非一篇引介可以完整陳述。不過要了解她在《恐怖的力量》(Powers of Horror)中如何處理這個問題,必須先了解幾個關鍵概念。人類所使用的語言,其實在溝通過程中承載、潛藏、衍生出種種社會規範。這些規範雖然是人類透過語言建立的,但規範也透過語言的傳遞,反向形塑人類的認知,甚至成為壓制人類的力量。我們可以把「語言」的概念擴大,從明確說出來的話、能做的事,衍生至種種「沒說出來的潛規則」,包括意識形態。人所仰仗的語言、規範、分類方式與意識形態彼此交織,形成了一個強大的社會秩序,也就是語言結構中的「象徵界」(the symbolic)。人類依賴這個社會中的語言結構生存,每個人也成為承載社會意義和語言結構的「說話主體」(speaking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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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兒的憂鬱:佛洛伊德與巴特勒的憂鬱認同論

文/陳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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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多產來說,他對同性戀的著墨其實不算太多。佛氏對同性戀之成因的分析,主要見於1905年所出版的《性學三論》(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有時為Three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Sex[1] 第一章〈性變態〉(“The Sexual Aberrations”),及1922年所發表的〈論嫉妒、妄想症及同性戀中若干神經症機制〉(“Some Neurotic Mechanisms in Jealousy, Paranoia, and Homosexuality”,“some”有時作“certain”)一文。至於女同性戀,可讀1920年所發表的〈女同性戀案例的心理成因〉(“The Psychogenesis of a Case of Homosexuality in a Woman”),[2] 是一名十八歲少女愛上較年長女性的臨床案例;1935年的〈給美國母親的回信〉(“Letter to an American Mother”,有時作“A Letter from Freud (to a mother of a homosexual)”)則表露了佛氏不視同性戀為疾病(illness)、不支持更治的態度。

但本文要梳理的不是佛氏對同性戀的看法,而是酷兒理論家巴特勒(Judith Butler)將佛氏「哀悼與憂鬱」之說(主要來自1917年所發表的〈哀悼與憂鬱〉〔“Mourning and Melancholia”〕一文及1923年成書的《自我與本我》〔The Ego and the Id〕)與性別扣合的閱讀。佛氏本人並未將「哀悼與憂鬱」與同性戀結合討論,但巴特勒在「哀悼與憂鬱」的基礎上,擴充以自身對性別的關注,可以說是進一步擴大了佛氏精神分析理論在同性戀、或同性戀以外之性/別(sexuality)上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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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愛情革命:吉普妮斯的現代愛情勞動論

文/施舜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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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普妮斯(Laura Kipnis)2003年出版的代表作《反對愛情》(Against Love: A Polemic),應該是單看書名最容易被誤解的一本理論。吉普妮斯不是反對愛情,而是反對愛情的體制化與典範化。吉普妮斯試圖解構的不是愛情,而是由愛情衍生而來的婚姻。那麼,而對吉普妮斯而言,反抗愛情的政治行動是什麼?答案是外遇。

《反抗愛情》就是一本拆解愛情體制的革命之書。在這本書中,吉普妮斯將婚姻視為家務工廠(domestic factory),將夫妻視為生產線勞工,而兩人在婚姻體制中進行的彼此規訓,則被吉普妮斯稱為「愛的勞動」(Love’s Labors)。我們口中的愛情,其實不過是透過契約生產出來的行為規範。於是我們要求彼此忠貞,我們要求自己成熟。我們希望透過愛情,可以讓自己成為「更好的人」。所謂愛情,成為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工作倫理。所謂「更好的人」,成為婚姻體制中接受良好規範的馴化主體。愛情與勞動,成為當代婚姻體制中最無法分割的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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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客文化似不像:張小虹的假台客理論

文/施舜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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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為什麼是「假」的?台客為什麼也是「假」的?張小虹的《假全球化》(Fake Globalization)以「假」作為新的理論概念,開創一條超越了本質化身份政治與族群想像的思考逃逸路徑,讓我們重探「台灣人」與「台客」的創造可能與建構軌跡。

在張小虹的理論中,假不是真實與虛假的二元對立。「假」是超越了本質想像的流動創造過程。假不只是形容詞,還可以是動詞,甚至是動名詞,正如張小虹所說,「假」超越了既有二元對立與高下位階,開創的是「『假』作為鬆動不確定,『假』作為虛擬的變化生成,『假』作為『事件』與『假』作為『去畛域化』的可能」(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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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聖與世俗之間:巴代伊的情色理論

文/陳岡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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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守正教授在2012年譯注了巴代伊(Georges Bataille)的《情色論》(L’Érotisme),可說是首次將這位對傅柯(Michel Foucault)、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等理論大師有深遠影響的法國哲學家引介進台灣。[1]在導讀中,賴教授指出,對巴代伊而言,「情色則代表著人類踰越奇先天存在侷限與後天人為禁忌、脫『俗』入『聖』、不斷探索生命各種可能、追求極致經驗的企圖」(13)。神聖與世俗以及擺盪在兩者之間的人性張力,承襲自包括涂爾幹(Émile Durkheim)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思想,乃是巴代伊理論的基礎。對他來說,宗教經驗與性經驗是密不可分的。

早在寫於1943年的《內在經驗》(L’expérience intérieure)一書中,巴代伊就明示了他所要探討的是人性中的「無神狀態」(the absence of God)。《內在經驗》與巴代伊的另外兩部著作L’Archangélique以及Sur Nietzsche,合稱為La Somme athéologique。《內在經驗》的英譯者Leslie Anne Boldt指出,巴代伊使用La Somme athéologique這樣一個書名是刻意要讓讀者聯想到十三世紀神學家阿奎那斯(St. Thomas Aquinas)的《神學大全》(Summa Theologiae)。我們可以從athéologique與theologiae的對立看出巴代伊所企圖闡釋的「內在經驗」乃是一種無神的宗教經驗,也就是情色經驗。在此我們可以略約看到尼采的影子,宗教中我們平常視為神聖的事物:神話、信念、儀式等等,在其貌似崇高且超越(transcendental)的外衣之下,其實是尼采所謂的「人性的、太人性的」(human, all too human)赤裸欲望,巴代伊正是要揭露宗教以及根基其上的人類社會道德準則中隱含的情慾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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