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怪胎秀:怪物、賤斥與性反叛

文/施舜翔

「流行文化學院」第六期專題為「恐怖怪胎秀:怪物、賤斥與性反叛」(Horror Freak Show: Monstrosity, Abjection, and Sexual Dissidence)。怪物為何「怪」?恐怖如何「恐怖」?正如法國女性主義家克莉斯締娃(Julia Kristeva)在《恐怖的力量》(Powers of Horror)中的賤斥理論所揭示,恐怖生於主體與客體界線之模糊。當主體建構不再穩固,當象徵秩序面臨瓦解,當自我與他者之間的界線/限逐漸崩毀,恐怖因此而生。

如果象徵秩序與父權社會緊密依存,那麼,恐怖就不只是恐怖,怪物也不只是怪物,我們因此有了恐怖性別,性別怪物。怪物之所以怪,恐怖之所以恐怖,正因為暴露了父權異性戀常規社會暗藏的潛意識焦慮。因此,在這期專題中,我們也要探討恐怖與性別的互生互構,看父權異性戀意識形態如何建構出一個又一個恐怖的陰性/酷兒怪物,而陰性/酷兒怪物又如何浴火重生,進行最酷異的甜蜜復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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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現代酷兒歌德:《低俗怪談》的後設志異與酷異怪物

文/徐千惠

PENNY DREADFUL

2014年由Showtime電視網推出、美國劇作家羅根(John Logan)編寫監製的恐怖奇幻影集《低俗怪談》(Penny Dreadful,或譯《英國恐怖故事》)背景設定為十九世紀末的倫敦市,全劇散落各式各樣可辨識的文學典故與隱喻。劇名指涉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期英國普羅大眾於路邊攤販便能唾手可得的廉價小說,內容描寫各種血腥/犯罪/偵探/靈異情節,極盡神怪煽情之能事。單就命名本身來看,不難觀察出創作者刻意用《低俗怪談》與庶民拉近距離、跟高高在上的文學「正典」區隔開來的意圖。畢竟與此傳統一脈相承的志異(或譯歌德,gothic)和奇情小說(sensation novel)皆因其虛構的異色情節與空想式的娛樂性質,在英國文學史中長年受到邊緣化,普遍被賦予和寫實主義對立的位置,有時更直接被烙上不具美學價值、「非文學」作品之印記。更廣義一點地說,低俗、志異與奇情小說儘管各有獨立的發展時空和讀者群,最顯著的共通點便是三者對「恐怖」根源的探究與召喚情感的能力。

低俗小說最常招致的批判為消費死亡與販賣恐懼,而恐懼是諸多負面情感中最訴諸官能,也最常藉由肉體破敗腐朽意象觸發的一種,在信奉科學理性、進步史觀(progressivism)的維多利亞中產社會自然不受待見。然而「主流/嚴肅」文學(姑且假設真有放諸四海皆準的定義能界定兩者)對通俗文學的傾軋,追本溯源實與階級品味無法脫鉤。談通俗文學的興起,不能不提十九世紀英國出版物普及化的背景。批評家傑柯維奇(Ann Cvetkovich)指出大眾刊物因其大量生產的特性和對七情六慾誇大的描摹,被主流批評家認為是內容貧脊、缺乏獨特性、只受女性和勞工族群青睞、難登大雅之堂的鄙俗次文類。但這樣的批判背後除了隱含的權力位階外,事實上亦反映了當時論者對文學作品漸趨商品化的焦慮。1820至1860年間大眾文學之所以興起,最重要的因素便是資本主義與識字率提升形成廣大的小說市場,閱讀做為一種同時消費並生產文化的行為已不再是少數精英所壟斷的特權,而是普羅大眾共同參與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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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必死:喪屍電影的「不兒童」酷兒策略

文/陳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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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傳今年在韓國本國及至於世界各國締造票房神話的韓國喪屍[1]電影《屍速列車》,原本所安排的是另一個結局。[2]在這個傳說中的結局裡,不僅極惹觀眾憐愛的女孩秀安被賜死,就連既美麗又機智、即使懷孕也不影響其身手敏捷的孕婦成景也被賜死──一屍兩命。無論傳言是否屬實,可以肯定的是《屍速列車》並沒有採用這個結局。秀安和成景及其腹中塊肉是這輛從首爾開往釜山的高鐵列車上,唯二(或唯三)的生還者。結局裡,二人下了車,穿過隧道,在隧道出口處迎接她們的,卻是早已認定來者必是喪屍的舉著槍的軍人。正要扣下板機之際,軍人聽到隧道裡傳出二人哼唱童謠的歌聲,從而辨認來者是人,二人才不至於辛苦保命到最後一刻卻竟然枉死。

當然,我們永遠不會知道《屍速列車》要是不以「救救孩子」的光明結局作結,將會給電影文本本身,乃至於文本以外例如觀眾接收、票房等帶來什麼樣的改變。思考這條假設性的問題或嫌不切實際,但是這個賜死女孩和孕婦的「暗黑版結局」卻非不切實際,甚至可以說是有根有據;因為,這正是「喪屍教父」喬治羅梅羅(George A. Romero)奠下喪屍電影此一類型的開山之作、《活死人之夜》(Night of the Living Dead)的經典結局,因其終極虛無而成為經典的結局──殺死女孩,並讓奮戰一夜得以倖存的英雄被誤當喪屍而枉死於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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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人美學:人魔系列的恐怖美學觀

文/陳岡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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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作家哈里斯(Thomas Harris)在其一系列作品包括《紅龍》(Red Dragon)、《沈默的羔羊》(The Silence of the Lambs)、《人魔》(Hannibal)以及《人魔崛起》(Hannibal Rising)中,創造出漢尼拔萊克特(Hannibal Lecter)這樣一個獨特的反派角色。而在三部改編電影上映之後,藉由安東尼霍普金斯(Anthony Hopkins)在大螢幕上對該角色的詮釋,驚世駭俗卻又充滿攝人魅力的「人魔」漢尼拔萊克特博士,成了當代流行文化中最深入人心,也最矛盾複雜的反派代表。在美國電影協會(American Film Institute)的百大反派角色排名中,霍普金斯飾演的萊克特博士名列第一。而在NBC製作的最新螢幕改編《雙面人魔》(Hannibal)電視劇中,由丹麥演員麥德斯麥克爾森(Mads Mikkelsen)飾演的萊克特博士以充滿視覺美感的高超廚藝料理人體各個部位,並與休丹西(Hugh Dancy)所飾演的FBI特別探員威爾葛蘭姆(Will Graham)之間有著幽微細緻的同性情慾,更是激起了廣泛的想像與討論,甚至衍生出許多的同人創作。

為何漢尼拔萊克特這樣一個虛構的連環殺手(serial killer),能夠在流行文化中佔有一席之地,不斷地激起觀影者異樣的恐懼與快感?也許我們可以從其所代表的類型探討起。哈里斯的原著小說,粗略來說是結合了解謎推理以及心理驚悚,此種文類通常以警探為主角,透過抽絲剝繭的推理以及與罪犯間的心理鬥智,最後將窮凶極惡的殺人犯繩之以法。閱讀這樣的作品所帶來的快感在於讀者將自己帶入小說中,認同代表正義與理性的主角,對抗代表不正常(abnormal)與病態(pathological)的反派,並藉由辦案過程揭露殺人犯背後的故事以及其行兇的動機,最後將其殺死或逮捕。換句話說,傳統上閱讀辦案小說的快感可說是以「揭露真相」與「回復秩序」這兩種母題(motifs)為中心。但是在《紅龍》以及《沈默的羔羊》之中,哈里斯藉由萊克特博士一角打破了這樣典型的正義/理性/秩序與邪惡/異常/混亂之間的二元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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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櫃裡的怪物:班蕭夫的恐怖電影酷兒論

文/徐千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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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晚近同性戀研究已不乏對同志電影耙梳的嘗試,班蕭夫(Harry Benshoff) 1997年的著作《衣櫃裡的怪物:同性戀與恐怖電影》(Monsters in the Closet: Homosexuality and the Horror Film)仍可謂眾多文獻中首度對恐怖電影流變與同志運動如何交織相互影響提出歷史性考察的承先啟後者。

歷史上對於恐怖電影的批判不外乎視其為賣弄羶腥色的庸俗娛樂,更甚者指其背離現實的題材流於蒼白無力的烏托邦式空想。批評家常因這個文類的虛構與浮誇性質而不予重視,但鑲嵌於美國主流傳媒[1]與恐怖電影中長期被妖魔化的同性戀形象對性邊緣主體的現實處境卻是攸關存亡的議題。西方猶太─基督教傳統極大程度上建構並鞏固了特定性/別的正當性,進而形塑二十世紀迄今普羅大眾對「自然」與「人性」的集體想像。易言之,一套約定成俗的價值體系隨之而生,並據此建立自身/他者、秩序/混沌、正常/異常等主客二元的文化階序。從性別化的角度來看,便是以異性戀父權資本主義為中心制定「正常」的判準,將性視為增產報國的手段,落在這個中心以外的身分認同與情慾實踐則為「異常」的性別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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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性怪物:克里德的恐怖電影怪物論

文/施舜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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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形、附魔怪物、女巫、吸血鬼,恐怖電影中的陰性怪物應該如何被解讀?克里德(Barbara Creed)在1993年的經典著作《陰性怪物》(The Monstrous-Feminine: Film, Feminism, Psychoanalysis)中,運用女性主義與精神分析的雙重理論框架,給了我們一個可能的詮釋方向。[1]

在《陰性怪物》以前,恐怖電影批評大多聚焦於男性怪物與女性受害者,探討男性怪物的施虐情結,指出恐怖電影的厭女主義。即便提到女性怪物,也往往將女性怪物納入男性怪物傳統中討論。為了強調女性怪物在此恐怖電影再現體系中的殊異性,克里德刻意使用「陰性怪物」(monstrous-feminine)一詞,與「女性怪物」(female monster)作出區隔。如果後者只能被視為「男性怪物」的鏡像反射,克里德要以前者揭露大於怪物本身的性別結構──那個在父權社會象徵秩序(the Symbolic)中被壓抑的陰性賤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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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的力量:克莉斯蒂娃的賤斥理論

文/張竣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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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噁心」是主體的心理感受。主體在看見某些骯髒的人事物時覺得「這東西很噁心」、「這人很噁心」,甚至撞見某些行為時也是如此。但「噁心」同時涉及物質基礎與社會結構。那麼,「噁心」究竟源於什麼樣的心理動力和社會文化?

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理論推演有點龐大,遠非一篇引介可以完整陳述。不過要了解她在《恐怖的力量》(Powers of Horror)中如何處理這個問題,必須先了解幾個關鍵概念。人類所使用的語言,其實在溝通過程中承載、潛藏、衍生出種種社會規範。這些規範雖然是人類透過語言建立的,但規範也透過語言的傳遞,反向形塑人類的認知,甚至成為壓制人類的力量。我們可以把「語言」的概念擴大,從明確說出來的話、能做的事,衍生至種種「沒說出來的潛規則」,包括意識形態。人所仰仗的語言、規範、分類方式與意識形態彼此交織,形成了一個強大的社會秩序,也就是語言結構中的「象徵界」(the symbolic)。人類依賴這個社會中的語言結構生存,每個人也成為承載社會意義和語言結構的「說話主體」(speaking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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